当闯王李自成在湖北九宫山上糊里糊涂丢了性命的时候，八大王张献忠正在四川的穷山恶水间绝望的苦斗。
作为与李自成齐名的民军领袖，张献忠的故事同样跌宕起伏，惊天动地。但面对着林林总总的历史资料，我却迟迟难以下笔。
三百六十多年以来，对张献忠的评价，一直争论不休。
在清代历史家眼里，张献忠就是个杀人恶魔，因为他“屠戮川民，靡有孓遗”，据清廷钦定《明史》记载，张献忠“以杀人多少叙功，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请注意这个吓人的数字）。
清朝官方愿意人们这么说，也要求人们这样说，因为流贼张献忠越凶残暴虐，对于四川人来说，大清兵才越是他们的“大救星”。
新中国建立后，不少历史学家却考证出，张献忠在四川疯狂杀人的问题，纯属封建文人的蓄意捏造和污蔑，必须大声疾呼，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
他们的观点是：张献忠是明末农民大起义的杰出领袖，卓越的农民革命军事家。
但也有人扬李抑张，说农民革命家的称号李自成当之无愧，而张献忠在起义过程中屡次投降，是摇摆不定的机会主义者，革命队伍中的可耻叛徒。
直到今天，对张献忠（也包括李自成）的争论不仅没有消停，反而愈演愈烈。道理很简单，因为这些争论，掺杂了太多的意识形态因素，绝不是单纯的学术交流，而是激烈的政治论争。
在三百多年前的明末清初是这样，在纷纭复杂的当代社会里更是如此。
张献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这是一个被古今历史家搞得混乱不堪的问题，也许只有从明末那些同时代人亲历亲闻的第一手资料中，我们才能寻找到一些客观真实的线索。
我正是循着这样的思路，试着来还原历史上农民造反领袖张献忠的本来面目。
明末庐州人余瑞紫先生，曾被张献忠的军队掳走，在军营中生活了半年才逃出来。八大王张献忠比较看重他，和他共进饮食，晨夕聚谈。
余瑞紫先生耳闻目睹，对张献忠及其军队的情况了解颇多，后来还据此写成了一篇流传颇广的回忆录。下面就是这篇文言回忆录的现代整理版译文当然是采用一种比较通俗，轻松的行文方式。
我叫余瑞紫，南直隶庐州人氏。
庐州就是后来的合肥，隶属南直隶。南直隶是大明的直辖省，可惜后来被清廷改称江南省，不久又划分为安徽，江苏两部分（两个省）。
我热爱家乡庐州，因为她历史悠久，人才荟萃，大宋名臣包拯就是我们庐州的骄傲。
庐州是一处军事重镇，她的东北方是“中都”凤阳，东南方是“留都”南京，三座城市犄角鼎立，互为援助，防守严密，易守难攻。
这里城高池深，重兵驻扎，素有“铁庐州”之称。流贼（就是后人所称的明末农民起义军，简称民军）近几年曾多次攻城，均有惊无险。连八大王张献忠都感叹说：
“好个庐州城！日间是个人城（守城人多），夜间是个灯城（城头灯火多）。”
说实在的，我并不是什么才高八，学富五车的大学者，只是读过几年书，粗通文墨，写写算算而已，一个默默无名的人。
但生逢乱世，阴差阳错，我却被流贼掳走了，在八大王张献忠身边呆过一段时间，并以亲身经历偷偷写出来一篇《流贼张献忠陷庐州纪》。
当然，这篇作品朴实无华，毫无文采，纯属自娱自乐，不料后来竟入选了郑达先生编著的《野史无文》文集，流传了下来，在历史上占有了一席之地，让后人知道了三百六十年前的明末，还有我余瑞紫这么一个人。
在张献忠身边的日子里，我的心情是痛苦纠结的，因为有家难回，并且看到了那么多的鲜血和眼泪。
对八大王张献忠，我恨，但又有话要说，因为他毕竟保留了我一条小命，还陪我共进晚餐，促膝长谈，让我对人生，对乱世增加了几许深刻的感悟。
下面，就是我和张献忠不得不说的故事。